四川省遂宁市金鱼村窖藏出土青白釉印花缠枝莲荷纹三足笔墨插 

四川省遂宁市金鱼村窖藏出土青白釉印花缠枝莲荷纹三足笔墨插底部 

明嘉靖青花云鹤人物纹古制笔筒

中华书局2008年11月出版的《马未都说收藏·明清笔筒》，是马未都先生论中国传统文房用具——笔筒的专书，为什么不讲“中国笔筒”而讲“明清笔筒呢？那是因为马先生认为笔筒产生于明中叶以后，马先生在书中写道“比起其他文具，笔筒简单而实用，可是在明朝中叶之前，文房用具中却没有笔筒。”

“就目前已知的实物论，笔筒的产生不会早于明代的嘉靖朝。” 关于中国笔筒大约出现于明朝中晚期的观点，在百度百科中也有类似的表述：“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晚期。

(见“百度百科”相关条目)”不知道是马先生借用了百度百科的观点还是百度百科的观点受到了马先生的影响。那么，马先生以及“百度百科”关于中国笔筒产生于明代中晚期的观点是否正确呢？当然不正确。

 马先生认为“作为文具，‘笔筒’这一词汇，明中期以前的书籍中未曾出现，这说明当时还没有笔筒。”但是，从现有文献资料看，三国时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记载：“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

也就是说早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约220-280年)，文字中已经出现“笔筒”一词，陆玑将笔筒与书简并用，也说明此处所谓的“笔筒”乃是一种文房用具。另据宋无名氏《致虚杂俎》记载：“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

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更言之凿凿地指明距今大约1600年左右的东晋书法家、诗人王献之(约344-386年)曾经拥有一只无可匹敌，名叫“裘钟”的斑竹笔筒，此“裘钟”斑竹笔筒或为王献之平时练习书法的日用之物，或为王献之平生收藏的心爱之物。

 此后，自晋至唐五六百年间未见有关笔筒的文字记载和可靠实物。

 那么，到了宋代(960-1279年)是否有笔筒存在呢？这似乎也是一个问题。马未都先生引用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条“陶者有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难得大者。青冬瓷细花及宣窑者，具可用。”

随后予以批驳，十分武断地表示：“这次文震亨弄错了，宋定窑绝无笔筒，如确有竹节式样的筒形瓷器，也不会是笔筒。因当时还没有笔筒。

这在大量的宋画中可以印证，从未发现案头有笔筒陈设。至于‘青冬瓷细花及宣窑者’，也应是以讹传讹，明末喜在瓷器上属前朝款识，以宣德成化最多，如确有宣德款识笔筒为文震亨亲眼所见，也不过是寄托款罢了。

文震亨不是文物专家，错误在所难免。景德镇近年出土了十数万件御窑瓷器，明中期之前也未见笔筒就是明证。” 遗憾的是，这次弄错了的不是明代的文震亨而是现代的马未都先生。

马先生试图用宋代绘画中从未发现有笔筒陈设来证明宋代没有笔筒，且不论马先生所见宋画是否够大量，即便见过所有的宋代绘画，也不能就此得出宋代没有笔筒的结论，马先生错在论证方法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错在大前提本身不成立。

至于马先生用“景德镇近年出土了十数万件御窑瓷器，明中期之前也未见笔筒”来证明宣窑笔筒的不存在也是十分荒谬的，道理很简单，我们可以用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来证明某类器物的存在，但是，不能反过来用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某类物品来证明其不存在。

 故宫(微博)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冯先铭先生曾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指出：“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冯先生称笔筒“始见于宋代”虽然不甚准确，却已将笔筒的历史提前了好几百年。

要证明宋代已经出现瓷质笔筒，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实物证据来进行证明，而不是依靠单纯的推理和臆测。

附图1、2是1991年9月四川省遂宁市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青白釉印花缠枝莲荷纹三足笔墨插，现藏于遂宁市宋瓷博物馆，藏品号为2170，南宋(1127-1279年)，景德镇，高5.1厘米，底径8.8厘米。

这只景德镇生产的青白釉三足笔筒也许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瓷质笔筒实物，其形制完全符合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明确指出的笔筒古制：“鼓样，中有孔插笔及墨者。”

同时，它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条“陶者有古白定竹节者最贵，然难得大者。青冬瓷细花及宣窑者，具可用。”记录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明末清初的文震亨先生虽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物专家，但是，文先生乃文徵明曾孙。

天启五年(1625年)恩贡，崇祯初为中书舍人，给事武英殿。明亡，绝粒死，年六十一，谥节愍。以文震亨先生的家学渊源和忠烈气节，其严谨的学风和眼见为实的个性特点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实际上，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看，笔筒的出现时间很可能更早，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

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用于盛放竹笔，竹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在功能和性质上有很大不同，由此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笔筒的形制及其沿革。

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呈现的状况分析，笔筒的形制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变，即从汉墓出土的原始笔筒到文震亨所称的“古制笔筒”，再到现在常见的桶形笔筒。

而从古制笔筒到现代笔筒的演变大约发生在明代中晚期，附图3为明嘉靖青花云鹤人物纹古制笔筒，此后所见笔筒大多为现在常见的桶形笔筒。

 后世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各时期的文献资料，侧重于记录笔筒的不同材质及其优劣。据《天水冰山录》记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 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曰：“(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

由此可见权相严嵩所拥有的笔筒堪称高档。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独钟情于湘竹、毛竹、棕榈、紫檀、乌木、花梨等竹木的雅洁，其他材质的笔筒均难入法眼。

清代文人朱彝尊(1629-1709年)曾作《笔筒铭》有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对笔筒的作用和功能做了拟人化的文学描述，十分生动可爱，看来人人都需要一个“笔筒”来约束自己。

综上，笔筒是我国常见的文房用具之一，在古代则是放置毛笔的专用器物，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看，笔筒出现的时间应该不晚于汉代，与最早的毛笔几乎同时出现，可称为原始笔筒。在瓷质笔筒出现以前，原始笔筒多为竹木所制，其功能和作用主要用于盛放和收捡木笔或毛笔之用。

瓷质笔筒出现于宋代，已经被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证据所证明，为圆形四孔器或五孔器，即通常所说的古制笔筒。至明代晚期(大约嘉靖朝)开始出现常见的桶形笔筒，四孔或五孔的古制笔筒逐渐被更为简单实用的桶形笔筒取代并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