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纹章餐盘，清康熙年间（约1715年—1720年）产自中国江西景德镇。

今年7月9日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100周年纪念日。 2012年6月22日至2013年1月6日，“瓷之韵——英国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馆藏瓷器精品展”作为特别为百周年筹备的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一段中西方交流的历史，藉由“会说英文”和“会说中文”的瓷器，真实地呈现在眼前——来自英伦的148件套精品瓷器，从宋代、明代早期的外销瓷，到欧洲在中国的定制瓷，再到清中期欧洲的仿制瓷，生动地展示了瓷器贸易带来的中西对话。

一艘商船在湛蓝色的海上扬帆航行，船尾飘扬着蓝白红三色荷兰国旗，船首是荷兰港口米德尔堡的旗帜，东印度公司的旗帜则高高悬挂于桅杆之上。这场景被描绘在一件瓷盘的盘心上。盘沿装饰着粉色的花边，上部椭圆形的开光内有荷兰铭文，记录了公元1756年，弗里堡号在广州停靠的情景。

这只瓷盘是这艘商船的大副为他的中国之行定制的一件纪念品。此刻它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瓷之韵”的展览中被展出。它仿佛一份航海日志，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一个大航海的时代，让人们看见了一段大航海时代瓷器的历史——西方世界对中国瓷器的狂热追求、中国的外销瓷热潮以及中国瓷器对欧洲制瓷业的巨大影响。

被追捧的“中国风”

外销瓷在中国很少见，因为它们往往是为外国市场定向生产的。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克格瑞格形象地将此次他们带来的瓷器称为“会说英文”的瓷器和“会说中文”的瓷器，前者指的是中国的外销瓷，而后者则是指在欧洲生产的中国瓷器。这一形象的说法，有趣地诠释了中西方通过瓷器进行深度交流的历史。

销往欧洲的瓷器，装饰图案起初完全是中国风格，随着欧洲皇室贵族对瓷器需求的增加，欧式内容的装饰图案逐渐增多。外销瓷中还有很多“中西杂糅”的图案，留下了中欧文化交融的历史印迹。

最初，有海员为了纪念一次航行，军队将领为了纪念一次战事，把自己绘制好的图案交给中国工匠，烧制出属于自己的“纪念品”。每年夏季，来自欧洲的船舶甫一抵达广州，中国的中介人就能拿到特别的订单。当欧洲人准备返航时，景德镇或广州的作坊已经按订单完成了交货。

这类“订单”在运往欧洲的大宗瓷器中虽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但它给中国的陶工和画工带来了启发。于是，《圣经》里的插图，流行的印刷品、铜版画、银行券以及硬币、银器等上面的图案都成为瓷器作坊里仿制的样本。陶工与画工们把中国传统纹饰与外来纹饰结合起来，制作出富有异国情调的瓷器，这些瓷器在欧美市场很受欢迎。

17世纪后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在广东订制大批带有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此后，纹章瓷很快在欧美等地盛行起来。俄国彼得大帝也曾在中国订造瓷器，绘制双鹰国徽，直到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收藏有康熙年间烧造的有俄国国徽的彩瓷。

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向欧美出口了大量纹章瓷。纹章瓷是为特定身份的用户——政府官员、牧师、乡绅、商人以及一些协会或公司定制的。现存的一些纹章瓷订货单还保存着原始的设计图和船运记录。

在这些色彩缤纷、造型丰富的外销瓷身后，是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带来的制瓷业的繁荣。元代最突出的成就是釉下青花和釉里红等品种的烧制成功。而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的建立，为烧造出造型多样、釉彩缤纷、纹饰精美的瓷器创造了条件，彩绘瓷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明代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及斗彩。清代康、雍、乾三代，创烧了珐琅彩、粉彩等名品，是釉上彩绘瓷和颜色釉发展的繁荣和鼎盛时期，代表了当时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

浸润欧洲的“影响力”

西方世界对中国瓷器的狂热、中国外销瓷的热销，与16世纪末至17世纪欧洲各国海上势力的消长以及所推行的重商政策密不可分。

历史上，热衷航海的葡萄牙人是最早一批与中国打交道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发现了好望角，开辟了沿大西洋海岸进入印度洋的新航线，最早来到了东方。

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先后取得在广州、澳门停靠码头的权限，进行买卖通商。他们贩运中国瓷器获得巨大利润，刺激了欧洲各国。对中国拓展贸易的强烈诉求，促使欧洲各国相继建立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与中国开展直接的瓷器贸易。

中国外销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国允许外国贸易公司在广州建立商行，中国瓷器开始大量进入欧洲。资料显示，英国殖民者在18世纪初，把上千万件瓷器运到欧洲，并在18世纪30年代后，占据对中国贸易的首位。特别是随着饮茶习惯在英国贵族中成为时尚，对高品质瓷器的需求更刺激了英国瓷质茶具市场。茶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60%的利润，瓷器成为这些货船必不可少的防水压舱物。

此后，中国和欧洲开始了瓷器需求的“对话”。从单纯输入中国瓷器，到根据欧洲人的喜好定制瓷器，再到欧洲人模仿、自制中国风格的瓷器，中国外销瓷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

17至18世纪，随着亚欧之间贸易的繁盛，欧洲对瓷器的需求达到了顶峰。展览中，“广州十三行外景图潘趣酒碗”就是当时中西方贸易盛况的见证与写照。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瓷器，包括餐具、酒具、陈设器，通过东印度公司运往欧洲，被富有的阶层购买并成为身份的象征。

这是中国外销瓷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风”在欧洲最受追捧的时期。可以说，作为中国工艺品的瓷器，因其与技术文化结合得较为紧密，在那一时期名副其实地影响了世界。

历史沉浮的见证

瓷器贸易的巨额利润也刺激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

公元1700年以前，中国瓷器在工艺上几乎优于欧洲所有的陶瓷。那些高档瓷器坚实、致密、洁亮、透明，在欧洲贵逾黄金。很快，欧洲就兴起了仿制的热潮。

从16世纪开始，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开始用石英、粘土和其他原料仿制中国瓷器，制成了一种洁白透明的胎体，但它只是看起来“像”中国瓷器而已，在工艺上与中国瓷器截然不同。这种瓷器被称为“软瓷”。大约在1710年，一位德国炼丹士发现了瓷器原料的特性和中国陶工的烧瓷流程，德国梅森制瓷厂因此建立。

后来工业间谍窃取了梅森瓷器生产的秘密，将其带到威尼斯和维也纳，进而传播到整个欧洲。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瓷器原料和制瓷工艺才在欧洲普及，由此带来欧洲制瓷业的迅猛发展。

正如吸收西洋风格的中国外销瓷一样，中国风格的陶瓷制品传至欧洲后，欧洲人也“中为洋用”，他们在仿制的同时还将中国瓷器的造型和纹饰进行改造，并与日本和欧洲的元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中国风（Chinoiserie）”。这个特有的词汇源于法文，是指对各种中国元素进行改造和想象而产生的一种风格。被欧洲人广泛模仿的是中国彩绘瓷器，这种彩绘风格的瓷器出现于清朝康熙时期，被称作珐琅彩、粉彩。有意思的是，康熙朝制作这类瓷器时，这些颜料最初都是从欧洲进口的，被统称作“洋彩”，到雍正朝才开始国产化。

几百年光阴流转。今天，这些“会说英文”和“会说中文”的瓷器，一起来到中国，并肩而置。它向人们无声地传递着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见证了东方古国之昌盛与荣耀，也见证过大洋彼岸的崛起与扩张。曾经盛吹于欧洲的那股“中国风”，经历了历史的沉浮与变迁，如今是否还能形成新的中国风尚，“风”中意味，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