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复专家李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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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东，1948年出生于宁波，原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会员，中国文物学会文物修复委员会会员，致力于珍贵古籍的抢救、保护与修复，为了更好地复原古籍，自己研究古纸再造，并恢复了已近消失的古代雕版印刷技艺。

陈晓旻

今年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上海图书馆将分别在北京和上海为李大东召开古籍保护与修复专题研讨会。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即将在北京和上海召开的古籍保护和修复专题研讨会的有关情况。

李大东：这要从去年年底我应邀参加在东莞举行的中国图书馆年会说起，当时在文化部主办、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承办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展”中，除了系统地介绍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主要成果，还专门邀请了全国三位专家分别现场展示了古籍雕版印刷、古籍修复与传拓技艺，我负责古籍的雕版印刷，其他两位则是古籍修复权威、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杜伟生老师和上海图书馆的赵嘉福老师。

当时我展示的是现存宋代刻本孤本《荀子·劝学篇》，这是我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用古法再造此本，使得孤本化为千百本，可以让更多的人分享古代文明。这部书的雕版我是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义时老先生雕刻，纸张采用自己专门研制的手工麻纸，用力拓印的时候不起毛，吸墨能力好，而且不会化开，也不会发霉，再加上用上好的朱砂刷印，因为雕刻精湛，加上寿命千年的极品古纸，字体浑朴鲜活，富有韵味，所以胜似宋代原版，博得了在场专家和领导的惊叹和一致好评，参观的人排成了长队。

我们现在的书籍都是胶版印刷和机器造纸，各种添加剂使得书籍很容易老化，原始的手工古纸已经极少见，纯手工的雕版技艺更为难得，而原色原味的古籍尤其是宋代孤本更是与常人无缘。由于是孤本，如果保存不当，自然老化，很有可能损坏，那么就再也没法看到了，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做古籍善本的再造，续上断了多年的文化遗产。北京大学的沈乃文教授当时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说，“宁波人真了不起！不仅有保存完好的天一阁，今天还有这么完整的古籍保护和抢救技艺，了不起！”说实在的，那一刻，激动之余就是责任和使命，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更好。

年初，上海图书馆古籍文献部的主任跟我说，准备给我开个研讨会，关于古籍修复和雕版印刷的。春节后，国家图书馆的人也告诉我要为我搞个国际研讨会。我知道对于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来说，不会轻易给个人开研讨会，这不是对我个人的重视，而是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接下来国家图书馆还会把最有名的十部宋版珍本孤本让我古法再造。

记者：您修复了这么多本古籍，有什么让您觉得特别有意义的？

李大东：古籍修复非常慢，有时为了寻找底本的一个字，然后把缺字复原组合于古籍当中，需要好几天。我带了几个学生一起做修复工作，但是一年也修补不了几本。几乎每一本都是很有故事的，因为只有那些我们认为最重要的经典著作才会用心去保护、抢救和复原。而在浩瀚的古籍中，那些绝版的孤本是最有价值的，最需要保护和传承的。

先说那本再造的唐代原卷《金刚经》，它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公元868年印刷的《金刚经》原来在敦煌，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掠到了西方，现藏大英博物馆。作为中国最早的佛经和雕版印刷品，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最接近唐玄奘的译本。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看就必须去英国，何况还不一定有机会一睹真面目。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台湾的一位教授有这个电子版的复印件，他很愿意帮我完成这个心愿，但是这涉及版权，U盘需要到大英博物馆去解密。没想到大英博物馆并不同意，后来，一位专业教授又帮我通过外交部的渠道得到了完整的影印件，拿到手的那天我激动得一个晚上没有睡好。

还有一本古籍特别有故事，是我费尽周折找来的，前后有十几次前往山西吧。这是辽代萧太后时期的一部经书，过去我们只见到文献上有记载，但从没有人见过实物。当时版本专家跟我建议说这是一部有特殊价值的绝孤本，就连国家古籍中心的专家也无缘一见。恰好我知道这个珍本的出处，而且那正是我每年去的地方之一，看来这就是缘分。七八年前我还在天一阁工作的时候曾去敦煌等地旅游，出于对古建筑的喜爱，我们央求导游去了月亮湾附近另一个景点：我国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以后我每年都去，并得知那儿有辽代的经书，是在维修的时候被发现的，这些孤本既填补了印刷史上的一段空白，对于研究中国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但是被发现时已有相当程度的破损。经过我的再三请求，当地文保所的领导终于被我的真诚所打动，把底本交给我来修复。

记者：一般人退休后开始享清福，而您还要选择这么寂寞而辛苦的行业，为什么？

李大东：我从来没有觉得辛苦，相反是很幸福，这份宁静从容是一种现代人所享受不到的幸福。我更不会觉得寂寞，因为每时每刻，我都在跟古人交流，精神上特别充实。每一本古籍在我眼里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的，这些古代圣贤的经典书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上面都是古人的谆谆教导和积累的各种知识，是那么亲切而熟悉。每次看到有破损，我放佛听到古人无可奈何的叹息，他们那么虔诚地等待着后人的保护，作为“古籍郎中”，最大的责任就是治好它们，全力挽救它们的生命，重新赋予它们完整的生命力。几十年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依然可以触摸这些古籍，可以超越时间，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记者：古籍修复很复杂，需要很多道程序？

李大东：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技艺，修复一本古籍往往涉及很多道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规范与标准，这是一项看似简单，却大有学问的工作。首先要检查古籍的破损程度、珍贵程度，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古籍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年代和版本，根据不同的居住地域决定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切：指的是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然后拆书页、拍照记录，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因为这涉及古籍版权问题。

然后是拆线、洗书、自然晾干、修复、处理虫眼或者根据书病的情况托表或者点镶，制作纸捻、装订，修复一本古籍，有将近20道左右工序，一本30页左右、破损程度一般的古籍，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复完毕。

记者：听说为了找到和古籍相匹配的手工纸，您还专门找人去制作？

李大东：是啊，古籍对纸张的要求很高，外行人不大关注。其实，古籍娇贵得像个“贵妇人”，既受不了风吹雨淋，又耐不住冷热潮湿。娇嫩的“皮肤”遇到霉变、虫蛀、污渍、水渍、焦脆、粘连等伤害，身价就会大打折扣。而藏于深闺秘阁，“贵妇人”又多疾病缠身，仅据天一阁1976年对馆藏8万卷善本普查显示：脱线的有2427册，虫伤的3017册，水迹霉变的574册，这些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给“贵妇人”疗伤，用现代纸，不符合“修旧如旧”的古籍修复保护要求；用古代纸，去哪里找呢？

20多年前，还在天一阁工作的我曾经在全国遍寻古籍专业用纸，一无所获。后来，在研究地方志时，发现宋以后，浙江是中国造纸的中心，而奉化的棠云村有着悠久的造纸历史。棠云纸是中国古法造纸的一种，以产地奉化棠云而得名。据史料记载，在明代永乐初年已有，并作为贡纸而闻名。这种纸以毛竹为材料，从采料到成纸，共有72道工序，最少需要100天时间。最大的优点是保存时间非常长，可以达到千年，在书写时最好使用毛笔，因此是古籍图书的最佳用纸。600多年来，棠云低档造纸产业一直非常兴旺，上世纪80年代到了最高峰，产品均被省土产公司统一收购，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不过，随着省土产公司撤消，棠云纸作坊便相继关门。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基本停产。

所以等我摸到棠云村挨家挨户寻找时，正是棠云村最落寞的时候，村民们说：“现在造纸不赚钱，没人造了，有家姓袁的好像造些。”记得大概是1997年4月的一天，我敲开袁恒通家门时，眼前的景象多少有些让我失望：简陋的设备，布满了灰尘，脚下的池槽干枯见底，作坊已近倒闭。我得知袁恒通从17岁开始学习造纸，是如今惟一掌握了整套工序的传人。但是我要求的纸和他之前做的不一样，纸张薄厚、颜色、配方和纤维构成等改变很大，他开始不愿接我的单子，怕这种纸没有销量，我向他承诺，卖不出去的纸由我承包。为了让他增加感性认识，我还邀请他来天一阁翻阅馆藏古籍，给他讲古籍用纸特点。在我的指导下，原料调配了不知多少次，配方改了又改，前后经过上百次试验，终于造出了修复古籍的专用纸。同时还研制出了一种能防虫、可用来修复古籍又适合画画的苦竹纸。

如今，在我的推荐下，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都不约而同地选用了“棠云纸”。

记者：听说同样是手工纸的纸张，明朝古籍状态却优于清朝？

李大东：古籍并非时代越近保存越好，而是要取决于纸的材质。明代使用白棉纸或黄棉纸，纤维长、纸质好，所以保存状态好。从清代开始，竹纸便盛行起来，竹纤维脆弱易损，不易保存。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大量使用机制纸。这种纸添加了其他材料，酸性大，所以更不好保存。保存不好的书都不能轻易翻开，稍微不注意就会像木屑一样往下掉。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书籍流传范围越发扩大，这些不同时代的古籍其实也是一部中国印刷术的微缩史。

记者：曾有学者估算，我国现存古籍的数量至少在3500万册到4000万册以上。除了国家收藏单位：图书馆、博物馆、文献收藏单位以外，民间还有大量古籍。我国古籍“家底”惊人，消亡速度也同样触目惊心，有什么保护的办法？

李大东：破损的原因大多是虫蛀，有的整册书都被咬穿了，损失无法挽回。古籍保护中的虫害防治，历来是藏书机构极为重视的课题。目前的防蛀手段已经有了很大改进，比较多的藏书机构采用樟脑精，对人体无毒，但缺点是对于书蠹只有趋避作用，不能杀灭，且需要每年定期更换。通过低温物理杀虫也是较为普遍的做法。但是对纸张的影响很大，冰冻过的纸张很容易发脆。

古籍保护的原则是保持纸张寿命，文字、颜色不变，其实目前对于古籍没有更好的办法，人工、物理还是最重要的办法。

记者：为什么宋版书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

李大东：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鼎盛时期。宋版书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许多著作在宋代才有了第一次印刷，因此宋版书是最接近原本的书籍。这些书籍又经历了近千年的时代变迁，能保存到现在的非常之少，几乎可以称之为绝本。

另外一方面，宋代刻书，在字体书写、内容文字校勘、上版雕刻、印刷装帧各方面都非常认真，错误很少，所以宋版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很高的。而且，宋版书大多数是用书法名家的字体来进行刊刻的。北宋早期盛行欧体，后期渐渐也开始采用颜体和柳体。宋代的印书多用树皮纸和麻纸。书的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刻有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从艺术角度来看，从字体、排版、纸张到用墨，宋版书都是极为讲究的上品，因此被后世藏书家所珍视。

记者：古籍修复涉及版本学、印刷史、造纸史、美学和历史等多种学科，对修复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有没有想过怎么把技艺传授给下一代？

李大东：古籍修复可不是件简单的事，里面蕴含着高深的学问。这个工作对从业者的自身素质和操作手法要求极高，古籍修复人员不仅要熟悉古籍的版本与装帧形式，更需要娴熟的技艺和极好的耐心。培养人才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的过程。修复人员从最简单的换皮、订线做起，逐步参与到破损程度较大、更加珍贵的古籍的修复工作中，直到真正进入掌握全部知识、技能并可以熟练进行独立操作的阶段，起码要5年。

我觉得应该建立文献修复师的资格认证机制，这样既能提高古籍修复师的地位，又能使整个古籍修复行业社会化。另外，院校和图书馆等公藏单位应合作建立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一方面在学校培养修复人员，一方面给修复人员提供实践和提升的机会。还有应该延续师徒制，我觉得品德非常重要，我现在就是自己带徒弟，他们非常踏实认真，能够静得下来坐得住，而且有灵气，肯吃苦。